（原標題： 廣州代理記賬：財政關系調整是稅制改革的契機）

　　【導讀】稅制改革應基于經濟視角，但還應超越經濟視角，將稅收政策視為公共政策體系的組成部分，按照公共政策的邏輯進行。

　　廣州代理記賬認為，稅制改革已過去將近20年。此間，在保持稅制整體框架不變的基礎上，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稅制改革，如取消了農業稅，統一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，推動了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型，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工作正在加快進行，等等。而在當前我國政府間財政關系需要進一步調整的局面下，稅制再造也將提上議事日程。

　　稅制改革不能脫離稅收是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現實。這就決定了稅制改革，特別是對財政收入影響較大的稅制改革必須采取謹慎措施。結構性減稅可以在設定改革目標的基礎之上兼顧短期與中長期因素，采取分步走的策略。

　　稅收作為公共政策工具，可以在諸多領域發揮作用。但在借助稅收工具之前，應清楚地認識到稅收工具的局限性。比如汽車尾氣是霧霾天氣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，提高成品油品質比一味地增加消費稅稅負可能更有效。嚴重的環境污染也不是環境稅所能解決的，而應通過制定和完善公共規制來加以應對。對于污染項目，或設定高標準的排放要求，或干脆停止。當然，稅收也可以在特定場合發揮作用。

　　稅收是收入分配政策工具的選擇項之一。一般認為，間接稅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不如直接稅。希冀靠間接稅來調節收入分配很可能是事倍功半。從國際經驗看，多國政府在收入分配目標的實現上，越來越多強調公共服務均等化，通過養老、教育、醫療、就業等保障政策的實施來促進不同收入群體的個人面臨均等的機會，并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水平。這應引起我們的重視。

　　稅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面對稅負問題。中國的宏觀稅負，無論是寬口徑還是小口徑的，在國際上充其量也只是中等或中等偏低水平。但是，人們對宏觀稅負總是爭論不休，原因是稅負分攤群體不同所致——某些群體承受了較多的稅負。微觀稅負問題在稅制改革中應認真對待。一種商品，一種服務到底能夠承載多少稅負?這不僅僅要看生產環節，還要看消費環節。不能簡單地說消費環節稅負輕就應該增稅，而忽略生產環節可能稅負重的事實。微觀稅負的選擇還必須基于全球化背景。周邊國家和地區間接稅稅負相對較輕，對中國不能不說是一個挑戰。

　　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稅負，也是稅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問題。稅制設計只能解決納稅人是誰的問題，而不能最終確定稅負歸宿。增值稅就是一個典型。如果現實中能夠做到層層轉嫁，那么企業就沒有理由抱怨稅負重。住房開發與交易中的稅負轉嫁也是一例。稅制改革應基于經濟視角，但還應超越經濟視角，將稅收政策視為公共政策體系的組成部分，按照公共政策的邏輯進行。稅制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到人民的反應，特別是人民對稅負的反應。

　　適應政府間財政關系調整，中國稅制如何設計才能符合“構建地方稅體系”的要求，也是一大難題。地方可支配財力主要來自地方，可以減少資金轉移過程中的效率損失，也可以激勵地方節約資金。但是，既有的稅收收入格局，既有的稅制體系，還很難符合地方主要靠自有財力提供公共服務的需要。也許，這就是稅制再造的契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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