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原標題： 2017年稅改：物價上行加快營改增步伐）

　　【導讀】價格狀況是“營改增”的基本影響因素，價格走勢直接決定全社會對“營改增”的價值判斷和推進方案選擇。

　　據廣州會計記賬公司了解到，2013年是“營改增”關鍵年頭，到2017年，稅改早已變化。進一步說，如果2013年交通運輸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的“營改增”在全國鋪開，同時選擇幾個新產業開始試點，那么，總體“營改增”就完成了一半，“十二五”完成“營改增”可以說有了堅定基礎。然而必須看到，價格狀況是“營改增”的基本影響因素，價格走勢直接決定全社會對“營改增”的價值判斷和推進方案選擇。

　　目前價格上行壓力仍在逐漸強化

　　步入2000年后，我國經濟波動性減弱，基本上呈高位盤整勢態，2012年經濟增長率雖然降至7.8%，但上行趨勢并未改變。需要注意的是價格上行壓力正在逐漸強化。

　　首先，貨幣供應量(M2)占GDP比重目前已達190%多，2013年底有可能超過200%。1998年之后貸款余額占GDP比重超過100%，目前已超過120%，發達經濟體貨幣化程度超過我國，但貨幣供應總量占GDP比重不超過110%。可見，我國潛在著巨大的物價上漲可能性。目前是依靠高存款準備金率和高利率來鎖住貨幣釋放，但這兩大工具的效力能支撐多久值得懷疑，因為貨幣政策目標的多樣性將擠壓貨幣釋放。

　　其次，勞動力成本上升將迫使物價上行。在經濟持續高增長過程中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。2000年后城鎮職工實際平均工資增長率年均超過了10%，近期國務院出臺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，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倍。這種分配制度變遷意味著，政府要力推勞動力成本上升。從市場運行角度看，消費物價上漲、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方式變革引發的就業技能需求升級換代、住房成本上升等因素，都在強力推高勞動力成本。目前在制度層面已經形成了一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硬約束措施，如今后最低工資標準要達到當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40%、推行工資集體談判制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。勞動力成本上升勢必推高物價，最終形成工資上升—物價上升—工資上升的循環怪圈。西方國家20世紀60—80年代走入這種怪圈，20世紀90年代逐步走出這一怪圈，所依靠的手段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相對完善和高匯率。步入21世紀后，西方國家的實際平均工資增長率年均不足3%，物價上漲率也控制在3%以內。從國際規律看，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物價上升相互輪動助推至少要持續十年。進一步說，在國際貿易規模放大和生產技術水平提高的條件下，中國已經進入了勞動力成本上升主推物價攀升的階段。

　　再次，新一輪固定資產投資膨脹。我國的年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持續保持在20%以上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不僅建立于政府投資增長基礎上，主要還是社會投資需求增長因素所致。因為民間對中國經濟的主流趨勢還是抱有良好預期，同時，大批勞動者仍在選擇以自我投資來實現自主就業，小微企業的發展說明了這點。應該承認，固定資產投資的最終效應是壓低物價，但在當期卻是推升物價。目前我國出現了新一輪固定資產投資膨脹，地方政府未來幾年投資規劃高達數十萬億元，非公有制企業投資也形成了新高潮。同時，消費擴張也在反推固定資產投資膨脹。2006年起，商業增加值增長率已超出工業增加值增長率，近4年已高出2個百分點，發出了消費拉動型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信號。

　　增值稅更具對沖物價上漲壓力的特點

　　在物價上行期推進“營改增”對改革行業可能會產生三種效應。

　　首先，減輕企業稅收負擔。從統計規律看，物價上行期營業稅收入增長率往往會遠超增值稅收入增長率。比如1995年，居民消費價格、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、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三者均超過14%，當年國內增值稅收入增長了12.7%，營業稅則增長了29.18%。再如2011年，消費價格上漲5.4%，出廠價格上漲6%，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上漲9.1%，當年國內增值稅增長15%，營業稅增長22%。這種現象的主要成因是營業稅按全額提取一定比例稅款，商品或勞務流轉過程中道道重復課稅，疊加到最終銷售時初始銷售額已課稅多次，因而也就把價格上漲效率放大多次，相比之下，增值稅的道道扣稅，則把價格上漲效應逐層縮減了。進一步說，交通業、電信業、建筑業、不動產業等假如在價格上漲期轉為增值稅的話，那么，實際稅額總體上應是減少的。如果再考慮這些行業的進項稅率為17%或13%，而銷項稅率僅為11%，那么，相比征收營業稅，增值稅的減稅規模更為可觀。這意味著，2013年加速推進“營改增”，對改革產業總體上會產生對沖物價上漲壓力的效應。

　　其次，減輕改革產業擴張成本。2000年之后，我國產業結構加速調整，營業稅應稅產業規模擴張并轉型升級，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支撐點。2000—2012年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抬升了15個百分點，比20世紀90年代加快了8個百分點。而第三產業內部批發和零售業(征收增值稅)占GDP比重此間僅抬升了不足2個百分點，這說明營業稅產業的增長支撐了第三產業地位的抬升。換一個角度看，2000年后中國經濟出乎意料地出現年均高達10%的增速，營業稅應稅產業擴張的連帶效應不可小視。比如固定資產投資，2001—2011年均增長率高達25.6%，結構方面是營業稅應稅產業擴張關聯性投資加大，其中房地產投資1991—2011年年均增長率高達30.8%，2011年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投資增長27.2%，通信設備、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施制造業投資增長34.2%。恰恰是營業稅應稅產業的后發性擴張奠定了第一、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持續高增長。目前營業稅應稅產業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，出現了增長結構變化，快遞業、互聯網產業、科技型現代服務業正處于需求推動的高增長階段，建筑業、運輸業、生活服務業處于穩步擴張階段。在當前固定資產價格處于回升時期，營業稅應稅產業轉為增值稅應稅產業，恰好可以通過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抵扣來對沖產業擴張成本。假如今后一至兩年內不動產分步轉為征收增值稅，那么，物流企業就可以大幅度對沖不動產租賃價格上升帶來的稅收成本。

　　再次，保護中小企業發展。營業稅應稅產業門類繁雜，涉及幾十個大小行業，相比工業，中、小、微企業在營業稅應稅產業中的比重更高。中、小、微企業天然具有脆弱性，特別是對物價上漲的承受力弱，在物價上漲期首先倒閉的是中、小、微企業。我國營業稅應稅產業中，中、小、微企業擴張升級速度慢，重要因素之一是原材料價格和中、高端固定資產(如機械設備)價格處于上升勢態，而這些企業又不能抵扣進項稅額。目前我國價格有可能步入新一輪上漲期，生產者購進價格還會成為先行者，如果“營改增”進程加快，那么，具有擴張潛能的營業稅應稅產業中的中、小、微企業，就可以利用進項稅額抵扣制度來減輕擴張成本。

　　總之，相比營業稅，增值稅實際上更具有對沖物價上漲壓力的特點。在當前物價極有可能上行時期，適時加快“營改增”進程可以為營業稅應稅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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